2014·中国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12月26日至12月27日，两年一度的中国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市天河区暨南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共有海内外的130位专家学者参加，包括中国大陆学者、香港、台湾、韩国学者。一共提交会议论文103篇，内容主要包括以唐、宋、金、元、清以及民国为研究对象的词学论文，主要类别有以下三大类：1、以文献校勘、考辨、考证为主；2、从词作文本出发的作家作品研究；3、涉及词史、接受史和民族地域有关的研究。

26日上午在暨南大学科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了大会主题报告。词学会长王兆鹏先生作了题为《词学的进展与期待》的开幕式讲话。讲话概括了近两年来国内词学研究取得的一系列进展与成就，并提出了自己对今后词学研究的三点期待：回归文本，能在词作文本研究、词作艺术研究方面有较大突破和进展；面向当代，加强对当下词坛创作生态的研究；关注“云端”，即借“云计算”、“大数据”等IT技术及其影响下的前沿研究范式、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之后，《文学遗产》前主编陶文鹏先生做了题为《〈文学遗产〉与词学》的报告，报告指出，《文学遗产》共发表过有关词学研究的150多位学者的170余篇中、长篇论文，并且这些作者出生年代跨越很大，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最后得出结论，《文学遗产》非常重视词学研究类的文章；同时感谢词学研究者们对《文学遗产》的支持。

黄坤尧教授在《张说歌词与盛唐乐章》一文中呈现了张说所作的未被后人编入唐五代词正编的词作，共六调十九阙，多纪歌舞实况。此文在笔者看来缺乏问题意识，全文多是说明性文字，而非证明性文字，学理性和逻辑性不强。孙克强教授的《唐宋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将欧阳炯的《花间集叙》，李清照的《词论》以及沈义父的《乐府指迷》称作唐宋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并给予了高度评价。钱建状的《女性主义、隐喻与心理分析——读艾朗诺教授〈才女的重负——诗人李清照及其接受〉》是他对斯坦福大学汉学教授艾朗诺的新作的介绍，全文从艾朗诺教授新作中使用的女性主义批判和隐喻与心理分析这几个角度入手，向我们呈现了艾朗诺教授对南宋以来出现的一系列关乎李清照的重要评论与研究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同时钱建状还从中发觉了中西方研究方式的不同：西方学者重逻辑，中国学者重史料，并认为艾朗诺教授对文本细读的角度与国内众多学者不同。

彭玉平教授谈到他《论词之“要眇宜修”说》这篇论文的创作动机时说道，“要眇宜修”这一则对词的评论，大家认为很好，为何它的作者王国维没有将其发表？这则知名度高但透明度低的评论的最为真实的面目到底是什么。此文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湘君》与《人间词话》手稿中出现的对要眇宜修说解读——王逸和叶嘉莹的过度解读以及王国维的本意探究；由训诂到释义上，对“要眇宜修”逐字解释。此文在笔者看来是本次会议上出现的极好的论文之一，首先问题意识明确，选题独到，问题切入口不大，易于把握与深入；论文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论述层次分明，各方面都很到位；彭教授的陈述也相当清晰明了。侯雅文的《岭南屈大均词在晚清词学的意义》探讨了为何屈大均词在晚清被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通过词人典范的塑造与读者的生命存在感两方面进行论述。张振谦《宋代“以词为诗”现象探析》分别从诗对词的影响、以词为诗的具体表现、以词为诗的诗学意义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加深诗词互动相关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傅宇斌的《“东坡范式”与晚清四大家词学门径的扩张》主要提出了晚清四大家对东坡词的认识真正超越了常州词派诸家的论述，同时对苏词的特质挖掘得更为全面深刻；而晚清四大家的批评也是传统词学的集大成期，意味着传统词学最后的辉煌。

26日下午在暨南大学文科楼的各学术报告厅举行了分组报告。笔者先来到第一组。罗燕萍的《〈花间词〉中闺怨词典型模式探讨》包括了以下两部分内容：对花间词中的空间探讨，空间具有虚拟性、幽闭性、纸上园林这几个特点；女性情怀与庭院相关联。杨景龙教授曾出版《花间集校注》一书，篇幅达一百三十余万言，萃校勘、笺注、疏解、集评为一编。此次报告会上，杨景龙教授在介绍他《〈花间集〉校勘的几点说明》这篇论文时谈到，被词学界推为权威的李一氓先生校了《花间集》七、八个本，留下的校勘空间还很大。于是他多校了十几个本子，将中国大陆现有的宋、明、清的《花间集》本子全看了，居然发现李先生那精校本中误校、漏校达一百五十多处，于是他下定决心做了《花间集》校注。孙艳红《论冯延巳词柔婉清雅的词体特征》是围绕文学作品的内在特质——女性化特征来展开的，包括以下两类：一类以女性题材或形象、情感为主，表现了含蓄优雅、朦胧、有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二类女性化词涉及到本体化特征和深层次的“雅正之风”，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情感。点评此文的学者指出，用“柔软”来形容冯词不合适，而文章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知人论世。诸葛忆兵教授的《晏欧“采莲”词论略》引起了在场学者们一个讨论的高潮。诸葛教授对这篇论文做了如下陈述：此文中的观点是对他03年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旧作《“采莲”杂考》中的观点延续，此文从四个角度展开论证：1、词牌角度。《渔家傲》这个词牌名就是为采莲曲而创造，且晏殊的词中证据更足；2、装束和动作方面。词中描绘的罗衣轻裾是用来跳舞的，而不是劳动的；3、与男女艳情相关的主题。借“采莲”来隐喻男女情爱，追求声与色的享受；4、晏欧采莲曲的个人特征。晏平稳感伤，欧张扬不羁。通过这些有力分析论证，表达了晏欧所有的采莲词都是对酒宴上歌妓表演“采莲”歌舞的摹写，其间渗透了种种香艳的情思这一观点。在场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此文见解独到，内容新颖，论证过程细致且具备说服力。孙虹提出疑问：是否晏欧所有的采莲词表现的都是采莲舞蹈，有没有真写实际生活中的采莲；描写莲的词、写莲诗和这类描写采莲舞蹈的词有何区别，是否有明确界限。黄坤尧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年代越久远的采莲词描写采莲舞蹈的可能性才越大，到了晏欧这里或许有些采莲词不是专门描绘采莲舞蹈的情形。诸葛忆兵教授从容地解答了在座教授学者们的疑惑：晏欧词中的采莲词确实都是对采莲舞蹈的描写；写莲诗与采莲词的区别直接是类别上的区别，写莲诗属于咏物诗。报告会主持人路成文和高峰也对诸葛教授的这篇论文予以高度评价。

26日傍晚和27日上午，笔者来到了第二组的报告厅，教授学者们共报告了十八篇论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文献校勘、考辨、考证为主的论文：宋娟的《宋代笔记在宋词人考证中的史料价值》这篇论文立足于《全宋词审稿笔记》，提出了笔记属于当事人真实再现，更接近那个时代，因此宋代笔记资料对于补充全宋词人物小传起到重要作用的观点。笔者看来，此观点有几分道理，但不可完全赞同，宋代笔记也掺杂了许多虚假材料和信息，所以需要拿其他的资料、证据与笔记互相参证，才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真相。左洪涛的《南宋词人高似孙家族谱系考辨》通过严密精细的考辨、探究与论证，画出了较为准确的两宋时期由鄞迁嵊高氏家族谱系图。汪超的《论辛弃疾词中的地名》仅是一篇半成品，题目存在歧义，内容逻辑较为混乱，笔者不予置评。

第二类是从词作文本出发的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王晓骊的《题画词和词意画》和陶原珂的《题画词的入画想象试探》都对题画词这一类别的词进行了深入探究，他们的论文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艺术传播途径不是纯文本的，可能是多种艺术形式共同传播，且词与画对彼此的影响是相对的、双向的。黄贤忠的《论北宋初年曲辞的市井流向》把宋词放在当时文艺生态背景下进行讨论，他认为柳永词具有特殊性，而花间集则代表了宫廷趣味。柳永有自己对词的发展，但他的风格未被其他词人继承。此文从柳永生平讨论、从柳永词风格看宋人审美期待、唐到南宋词的变化过程三方面对以上观点进行论证。王慧刚的《论陶渊明与宋词的清雅化走向》认为宋词的清雅化结果是由于受到陶渊明清雅人格、具有雅意的生活方式、清雅的书写环境的影响。点评的学者田玉琪提出，必须严格定义“清雅”这个形容词，分清楚“清”、“雅”、“清雅”三个词的意思。另外，文中举姜夔作为“清雅”的例子不太合适。薛泉的《宋人词选自选词探赜》注意到了宋人词选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认为自选词是词选编者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心态的反映，能够比较清晰地展示出他们各自的一段心路历程与人格精神。评议的学者王慧刚指出，自选词或许带有文人自我传播的意图，并希望作者在修改此文时可以将后人选词与自选词作个对照。谷卿的《“清空”与“骚雅”的思想归属及其间之互动融通》介绍的是“清”、“空”在张炎词作中的体现，以及“清”和“空”的区别与交集，而骚雅是对清空的补充，且骚雅决定了姜夔作品中的抒情方式。朱慧玲的《刘克庄词学思想论略》强调了刘克庄对词的现实功利性的追求，并且说明了比兴寄托在南宋文学上的表现。李静的《宋代酬赠词的性别差异》论述了以女性为酬赠对象与以男性为酬赠对象所表现出的区别：女性相对单一，男性则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并且还对成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是由于花间范式的影响和宋代士大夫审美与主体的身份认同。张翠爱的《宋代休闲词对当代休闲生活的借鉴意义》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三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宋代休闲词可以指导现当代人的休闲生活。笔者认为，此文通篇都是说明性文字，根本不存在问题意识，全文只是在呈现、展览内容，而不是在解决问题，学理性不强。且作者对引文处理过于草率，不知通过引文想说明什么，对引文的挖掘和阐释也不够深入。在座的王兆鹏先生也认为此文缺乏写作论文的基本技巧，学术性太弱。宋秋敏的《唐宋词中的“戏剧”冲突》在文中展现了词中人与人之间，人与内心，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三种类型的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一篇不合格的论文。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没有问题意识，通篇根本不是在解决什么问题，仅仅是陈列和说明。况且这篇论文在说明上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漏洞：文中反复出现“戏剧性”和“戏剧冲突”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时表述得一致，有时不同，界线非常模糊。文中引用的论据也不恰当，无法很好地说明“戏剧冲突”。

第三类是涉及词史、接受史和民族地域有关的研究的论文：黄海的《南宋词“诗化”原因之探讨》这篇论文认为诗化是不经意间逐渐发生的，大致从苏轼开始便有诗化倾向，到了李清照那较为明显，而诗化也与通达的文体观以及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词人们努力追求雅正，南渡之后的理学又崇尚克制情感。以上种种因素都是南宋词诗化的可能原因。刘红麟的《唐宋词的诗化历程》与黄海的那篇论文有些许相似之处，但这篇论述显然缺乏力度，过于肤浅，逻辑不清晰。谭新红的《论宋词“绝唱”》更像是一则统计报告，作者对宋词“绝唱”的创作队伍、时代分布、作品的题材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宋词“绝唱”的基本格局。点评学者《文学遗产》副编张剑指出，希望作者不仅是梳理，还需深入研究，并且能够说明绝唱词在宋代评价系统里的地位。田玉琪的《唐宋词调字声与“又一体”》认为拗句是宋代慢词常见的现象，与律句相比，是词人对天然声律的模仿，也是回归乐府声律传统的表现。而从词调体式历史发展来看，对于同一词调，拗句向律句转化也是一个总的趋势。张巍的《宋代歌词艺术系统论略》介绍了词的艺术系统中所包含的内容，并指出当词被广泛用以阅读时，词的艺术系统实际上已消亡。此文在艺术系统的分类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二组报告会的主持人王兆鹏和张剑先生常有穿透性很强的点评，使在座学者和旁听的员工们受益匪浅。

27日下午在暨南大学科学馆国际会议厅继续召开大会主题报告、小组报告总结汇报以及闭幕式。韩国学者金贤珠做了题为《朝鲜「巫山一段云」(蔚州八景)考察》的报告，指出在高丽、朝鲜两朝约800年的时间里，有100多名词人留有近1300首词作，大多词人偏爱《巫山一段云》这个词牌，于是便有必要对词牌《巫山一段云》在韩国得到运用的情况进行一番考察。朱惠国的《民国词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结合近几年民国词的研究情况，对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想法，如词论研究转到作品研究时出了问题、时间上的界定问题、空间上的拓展问题以及词社的研究问题。施议对先生的《21世纪词学的前世今生》作为压轴报告为在座的教授学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凡响。施先生将词学研究的历程分为以前、当下、未来三部分，细数了近一百多年来好几代词学研究者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并嘱咐新一代年青学者继往开来；另外，他提出民国时期学词和词学是含在一起的，研究民国词是可以的，不能研究民国词史，关于意识形态的东西要去掉；对于读词作，不要过度阐释，脱离太远，一定要立足文本。接下来每个小组都派出一名代表对一天以来的各小组报告进行了总结汇报。最后，赵维江副会长作了此次词学大会的总结。总结指出，本次词学研讨会中，来自边远地区大学的学者可谓是一大亮点，他们提交上来的论文不乏佳作；中原地区大学的教授学者依然是词学研究的中流砥柱与核心。最令人鼓舞的是年青学者，他们少有意识形态束缚，富有才气和创造性。此次许多论文是对研究理论的开拓和延展，并把关注点放在以往有所忽略的、微小的问题上，以最新的视角对传统问题进行新诠释。赵维江还指出，如今明代词研究变多，达到了所有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已多于唐宋词，而清词研究文章依然不多。此次大会上优秀的论文展现出了通观的视野和出色的理论建构能力，选题多样，论述深入，但研究内容不平衡，金、元、现当代词的研究论文还太少，这也说明还有潜在的动力。

这次会议使我收获颇丰。首先，领略到了王兆鹏教授、诸葛忆兵教授、张剑教授以及彭玉平教授的风采，通过这些大师对自己论文的陈述以及对其他学者论文的点评，我对如何写好一篇论文、如何把研究做得更深入、更规范、更专业有了新的认识。其次，在短时间内听取、学习了如此多的论文，也令我开拓了眼界，并且对各种类型的论文的创作思路和取材有了新的了解。另外，此次会议中出现的一部分质量较差的论文也引起了我的重点关注，如何避免这些论文中出现的漏洞成为了我必须好好思考的重点。